（国际记者协会主席林虎 字墨戈）在人类的新闻史上，有一些报名因为太过响亮，跨越了国界，成为某种精神象征。《世界报》便是其中之一。当我们在巴黎、柏林、德黑兰或澳门的街头说出这三个字时，人们会想到不同的报纸，但它们在各自的语境中，都承载着对“世界”的想象与担当。
本文将从澳门的视角出发，串联起全球几家同名报纸的传奇故事，书写一部跨越国界、承载使命的“世界报系”精神史。
巴黎·塞纳河左岸的独立宣言
1944年8月，巴黎刚刚从纳粹铁蹄下解放。这座城市伤痕累累，更迫切需要的是一场精神重建。
就在这年冬天，一位名叫于贝尔·伯夫-梅里的抵抗运动记者，在戴高乐将军的协助下，接手了前《时报》的资产。12月18日，他带着30名年轻记者，在塞纳河左岸创办了一份新报纸，命名为《世界报》（Le Monde）。
伯夫-梅里为这份报纸确立了四条原则：国际视野、保持质量、维护独立、信守承诺。其中，“维护独立”被置于核心——他誓言要办一份“独立于政治党派、金钱力量和宗教势力”的报纸。这是法国新闻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。战后的法国，急切需要一份能够重塑国家形象、赢得国内外尊重的严肃报纸。《世界报》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。独特的产权制度保证了这份独立。从1951年起，该报的记者和编辑拥有了多数股权，形成了一种合作型机构。报社的大政方针由采编人员共同决定，而非资本持有者。几十年间，《世界报》形成了鲜明的风格：不做图片新闻，不登黄色新闻，以解释性报道和国际时评见长。总统、总理和外长时常选择在这里发表独家谈话。
法国《世界报》还拥有一个有趣的“传统”：它的刊印日期总比实际出版日晚一天。这是因为创刊之初，报纸在巴黎付印后，需经火车、汽车运往全国，到读者手中已是次日。为了不让读者觉得是“过期的新闻”，报纸采用了“未来日期”策略——即便今天法国已是“一日生活圈”，这个传统依然保留。
2001年7月，在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前一天，法国《世界报》在头版发表社论《请把票投给北京》。彼时巴黎正是北京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法国舆论普遍认为巴黎胜券在握。而《世界报》却与主流唱了反调，认为支持北京主办奥运会就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。这并非不爱国，而是它理解的“独立”——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。
汉堡·战后德国的重建之声
当巴黎的《世界报》刚刚度过第一个十年，在德国的易北河畔，另一份《世界报》诞生了。1946年4月2日，英国占领军上校H·B·加兰在汉堡创办了《世界报》（Die Welt），最初作为英占区的机关报。战后的德国同样需要一张“面孔”。这份报纸以新闻报道丰富、版面新颖著称，很快在西德站稳了脚跟。
1952年，英国占领军当局决定出售这份报纸。一年后，一位雄心勃勃的德国出版商——阿克塞尔·施普林格——以370万马克将其收购，纳入他正在崛起的报业帝国版图。
德国《世界报》逐渐成长为施普林格集团的旗舰刊物，与《法兰克福汇报》《南德意志报》并驾齐驱。它还催生了欧洲日报联盟，与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、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等合作，形成了一个跨国的保守派媒体网络。
它被称为“德国的代表性报纸”，虽然发行量并不巨大（2003年约21万份），却在全球130多个国
家拥有读者。政界、经济界的领导人视它为必读之物。
如果说法国《世界报》代表的是左岸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，那么德国《世界报》则体现了战后德国重建时期的秩序感与全球化视野。两者都叫“世界”，但气质截然不同——这恰恰是“世界报”这个名号的迷人之处：同一面旗帜下，容纳着多元的立场与风格。
德黑兰·波斯大地上的抗争
在伊朗，同样有一份《世界报》，但它的故事更为波折。
这份报纸的波斯文名称意为“世界”，是伊朗后革命时期重要的知识分子对话平台。在这里，思想家阿卜杜卡里·索罗什等人发表言论，探讨社会正义、宗教与科学、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等敏感话题。
然而，在伊朗特殊的政治生态中，独立的声音注定命运多舛。该报的首席主编马索拉·莎索罗维辛，一生都在为新闻自由抗争——也因此多次被捕。这份《世界报》的创办与停刊、复刊与再停刊，浓缩了伊朗现代史上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反复拉锯的悲壮图景。它或许不如法、德两国的同名报纸知名，但它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宣言。
澳门·濠江之畔的中国叙事
将目光转回东方。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，也有一份《世界报》。它的历史与前几家不同——不是在1940年代的战后废墟中诞生，而是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，逐步发展壮大。
据公开资料，澳门《世界报》的前身可追溯至更早的时期，而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。这一年，该报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批准正式注册，报刊登记号为561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2001—2002年可以视为这份报纸的“复刊”或“新生”之年——它在新世纪的开端，以全新的面貌，开启了在澳门这个中西交汇之地的新闻征程。
2000年至2025年间，蒋知昆长期担任澳门《世界报》社长。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，他确立了“以文化为桥，以新闻为媒”的办报理念，推动报纸从一份区域性华文媒体，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平台转型。
这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。蒋知昆主导创办了英文版《世界报季刊》，积极推动与葡语国家媒体建立合作机制，通过中、英、葡等多语种内容，覆盖东南亚、葡语系国家以及欧美华人社区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该报策划的“奥运与文明”专题，因独特的人文视角被多家海外媒体转引。他还策划了“丝路记忆”“澳门中西交融四百年”等大型系列报道，以故事而非说教的方式，向世界讲述中国。
据悉，这份报纸的创办与发展，曾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王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女士的关怀与指导。这份温暖的渊源，为报纸增添了一层独特的历史底色。
2025年，资深媒体人林虎接任澳门《世界报》社长。他同时担任国际记者协会主席、世界电视台、世界卫视台长等职，拥有二十余年媒体从业及管理经验。林虎上任后，提出了“技术赋能、生态重构”的战略方向，计划升级“全媒体中心”，整合短视频、直播、社交平台等资源，探索AI多语种实时翻译与虚拟主播等前沿应用。
“根植港澳，联通世界”——这是澳门《世界报》的不变初心。在世界各国《世界报》的版图中，这份诞生于濠江之畔的报纸，正以独特的“中国视角、港澳叙事”，讲好中国故事，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。
汇聚与分野：“世界”之名的分量
纵观全球，以“世界”命名的报纸远不止上述几家。西班牙有《El Mundo》（世界报），它是该国销量最大的日报之一；此外还有无数地方性的“世界报”，散落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土壤中。
但它们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质。“世界”二字意味着一种承诺：不局限于地方琐事，不拘泥于一时一地，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。法国《世界报》关注国际时评，德国《世界报》注重全球新闻网络，伊朗《世界报》承载思想争鸣，澳门《世界报》致力中西融通——尽管立场各异、风格不同，但那份“面向世界”的雄心是相通的。
当然，它们之间也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法国、德国的《世界报》是西方主流媒体体系的一部分，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占据传统优势；伊朗《世界报》则是在特定政治生态中挣扎求生的异类；而澳门《世界报》虽年轻，却拥有一个独特的定位——“一国两制”框架下，以港澳为窗口，向世界讲述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
澳门《世界报》的故事，其实也是一个隐喻：在全球化与数字革命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，世界需要听到更多元的声音。当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话语体系开始出现裂缝，像澳门《世界报》这样的媒体，正努力填补这片空白。
从1944年巴黎解放的街头，到1946年汉堡战后废墟之上；从德黑兰此起彼伏的政治浪潮，到21世纪濠江之畔的濠镜繁华——每一份“世界报”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，也都超越了那个时空。
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：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。
今天，当“信息茧房”“后真相”“算法推荐”成为热词，当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陷入偏见与对立，“世界”二字反而变得更加珍贵。真正意义上的“世界报”，不只是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，更是在不同文明、不同立场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。
或许，这正是“世界报”这个名字能跨越国界、跨越时代，持续发光的秘密。
【编辑：康土泉】
